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老夏目送此人打车离去后,骑上车很兴奋地邀请我坐上来回学校兜风去。我忙说:别,我还是打车回去吧。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这样虚伪的回答,我只能建议把这些喜欢好空气的人送到江西的农村去。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这些事情终于引起学校注意,经过一个礼拜的调查,将正卧床不起的老夏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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