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亚伯拉罕种子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对于摩托车我始终有不安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过一次交通安全讲座，当时展示了很多照片，具体内容不外乎各种各样的死法。在这些照片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张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被大卡车绞碎四肢分家脑浆横流皮肉满地的照片，那时候铁牛笑着说真是一部绞肉机。然后我们认为，以后我们宁愿去开绞肉机也不愿意做肉。

后来我们没有资金支撑下去，而且我已经失去了对改车的兴趣，觉得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大部分车到这里都是来贴个膜装个喇叭之类，而我所感兴趣的，现在都已经满是灰尘。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在这样的秩序中只有老夏一人显得特立独行，主要是他的车显得特立独行，一个月以后校内出现三部跑车，还有两部SUZUKI的RGV，属于当时新款，单面双排，一样在学校里横冲直撞。然而这两部车子却是轨迹可循，无论它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能找到，因为这两部车子化油器有问题，漏油严重。

我相信老夏买这车是后悔的，因为这车花了他所有的积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事故发生，一来因为全学院人目光都盯着这部车，倘若一次回来被人发现缺了一个反光镜什么的，必将遭受耻笑。而且一旦发生事故，车和人都没钱去修了。